8月17日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提出，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，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，構建初次分配、再分配、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，形成中間大、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，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目標扎實邁進。

顯然，促進共同富裕，離不開擴大教育公平。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，“共同富裕首要的問題還是要先實現教育的公平。”他認為，實現教育公平的最大的障礙與我們的文化有關。“比如，放任超級中學的做法，深層次上就與我們的文化心理有關。中國人從心底里就認可精英主義文化或是賢能主義。中國人心里頭實際上沒有多少共同體的概念，骨子里就相信只有自身的努力才是最重要的。”（澎拜新聞8月23日)

這一觀點有一定道理。分析我國社會的教育公平觀，還主要是“精英教育”教育公平觀，而非“人人有人生出彩機會”的教育公平觀。而“精英教育”教育公平觀，正阻礙我國教育資源的重新配置，以及阻礙破除當前唯分數、唯升學、唯學歷的教育評價改革。

比如，談到破除當前社會的“唯名校論”，要求用人單位不能在招聘時搞學歷歧視，提出非“雙一流”院校、985院校不招的招聘標準時，有很多人反對稱，進“雙一流”、985院校需要更高的分數，畢業時獲得的待遇當然應該不一樣，如果都一樣了，大家還拼命上“雙一流”、985院校干什么？

對于當前的高考公平，社會輿論支持的是“分數公平”，即按高考分數來配置教育資源。而鮮有人支持真正的“結果公平”與“過程公平”。對于北大清華等名校學生擁有更多的國家教育資源（生均教育經費），高等教育存在的“質量與學費倒掛”（上北大清華等高校學費最低，上民辦高職院校反而學費更高），社會是普遍接受的。這就是“等級化”公平觀，即不是反思等級存在是否合理，而是沿著“等級化”思維，追求“如何維持等級秩序”的公平。按照大部分社會輿論的觀點，高分考進名校，獲得更多國家資源，這是天經地義的，也符合傳統的“吃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上人”的成功價值觀。

在這種“等級化”思維中，破除唯名校論，就困難重重。破除唯名校論，說到底，就是要重新配置教育資源，在政府財政性教育支出層面，必須按“均等化”思維保障每所學校有一樣的生均撥款，而不是搞等級差異。可對于這種調整，很多人都不接受：這不是吃大鍋飯嗎？如何激勵學校競爭？這是把國家教育資源的均衡配置，與學校的自主辦學混為一談的了。而且，也滯后于我國教育的發展形勢，“精英教育”思維符合教育資源匱乏年代，在各級各類教育已經普及之后，再用這一思維配置公共教育資源，就會出現嚴重不適應癥狀。

不要說高等教育資源配置，在各校間存在巨大的差異。我國基礎教育資源，當前也存在嚴重的不均衡，存在以“錦標主義”“精英教育”思維配置教育資源的頑固觀念。在高中教育階段，近年來，在傳統的重點高中基礎上，超級高中“崛起”，對于治理超級高中，輿論并不積極，很多家長想的是，我的孩子要是能進入超級高中就好了。破壞地方教育生態，讓縣中塌陷的超級高中，還被粉飾為促進教育公平，給鄉村孩子創造改變命運的機會。

在這種資源配置模式之下，職業教育就成為“重災區”。吊詭的是，家長不反對超級高中，卻要求取消中職。試問，這兩者怎么協調？取消中職之后，繼續有超級高中，普高還不是被分為三六九等嗎？而只要普高分為三六九等，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教育公平。

就連《義務教育法》明確規定不得舉辦重點校、重點班的義務教育階段，我國各地到現在還有各種變相的名校、強校，如“新優質校”、“明星校”等。各地大張旗鼓搞“名校集團”，更是打著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的旗號，強化“名校”，由此可見，有的地方教育官員的骨子里，是不愿意推進義務教育真正均衡發展，還是有“名校情結”的。

第三次分配的慈善、捐贈，在教育領域，也存在“錦上添花”，而非“雪中送炭”的問題，如高等教育領域的捐贈，主要集中在北大清華等名校，而那些生均經費只有1萬到2萬元的地方本科院校、高職院校卻很難獲得社會捐贈。這是拉開教育差距，強化“名校情結”，還是縮小教育差距，淡化“名校情結”？在基礎教育領域，雖然有一些企業關注鄉村教育、鄉村教師和學生，但更多企業家關注更多的也是名校。

促進“共同富裕”，要求有新的教育公平觀。這一教育公平觀，不再是“升學公平”，而是“成才公平”，即一名學生在高中畢業后，不管進綜合性院校，還是高職高專，他應該獲得基本一樣的國家教育經費，不存在高低之分；一名學生不管是學術人才，還是技能人才，他的社會地位也是一樣的，不存在尊卑之別。新的教育公平觀，不是引導學生公平競爭，做“人上人”，而應是發展自我，做“人中人”，通過關注學生個性和興趣培養，激勵學生做最好的自己，實現個體的人生價值。

作者：熊丙奇

來源：微信公眾號“教育思想網“（ID：eduthought）